备受关注的“患癌妻子申请销毁丈夫婚外胚胎遭拒”一事持续发酵。
此前，无锡朱女士患癌休养期间，发现丈夫与另一名女子持假结婚证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成功培育了冷冻胚胎。她拿着真结婚证去医院要求销毁胚胎被拒，之后将丈夫唐某、另一名女子以及医院告上法庭，诉求主要包括销毁胚胎、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涉事女子公开赔礼道歉等，该案于7月30日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未当庭宣判；当天，朱女士还收到了丈夫起诉离婚的传票。
目前最新进展是，朱女士丈夫近日对媒体称，在律师见证下，他已向医院主动申请销毁婚外胚胎，但朱女士称事前对此并不知情，原定于8月11日开庭的离婚诉讼案已确定延期。
频上热搜的个案最终会等到答复，但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多名律师、专家呼吁，要完善涉及冷冻胚胎的法律规定与裁判规则体系。但这面临着重重阻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司法调整裁判尺度难度低，出台指导案例也很快能落地，但修订行政法规周期偏长，修改民法典对胚胎定性的难度极大。”
假结婚证背后的制度漏洞
中国的辅助生殖目前主要遵循的规定是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各类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必须预先认真查验不育夫妇的身份证、结婚证和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生育证明原件，并保留其复印件备案。
“在实际操作中，医院一般只做‘形式审查’，医院会查看一下证件上的身份信息、印章等，但不会做实质审查，去判断这个证件到底是真是假。”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烈婷曾经办理过一起冷冻胚胎返还的案例，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医疗机构与民政、公安系统是不联网的，在核验证件上也面临着技术性的困难。
“单纯看纸面证件审核，医院前期建档形式审查符合现行规章，并不行政违法。但是医疗机构不只有静态纸面审查义务，还负有动态高阶审慎义务。”王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对于异地就诊、证件存疑等异常人群，应当电话核验婚姻信息，在收到原配异议之后，医院不仅要封存胚胎，还需要主动上报卫健主管部门，但是很多机构容易忽略事后审慎义务。
用假证通过医院核验进而培育冷冻胚胎的事件并不新鲜。几个月前，媒体曾报道过一起案件：某中学校长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长期与相差21岁的女教师李某保持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两人购买虚假结婚证骗得医疗机构技术服务，在某医院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生育两个孩子。当地法院一审判决中，二人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双双获刑。
类似事件的发生无疑暴露出辅助生殖实践中证件审核的潜在漏洞。王岳建议，在现阶段过渡期，应该实行“纸质证+电子证照”双重核验，建档人脸识别，如果利害关系人提出婚姻异议，医疗机构应立刻暂停胚胎移植，从审查环节减少通过假证做试管婴儿的情形。而长期来看，应由卫健委、民政部发文，划定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的业务专项查询权限，通过联网核验婚姻真伪。
“技术层面上，民政、政务平台联网核验婚姻状态完全可以实现，现在不少城市的医院已经在试点电子结婚证核验，但目前没法全面铺开，主要卡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上。婚姻信息属于敏感隐私信息，缺少部委的授权，医疗机构不能随意调取民政数据库。”王岳说。
走出法律困局难点何在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使用率的提高，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多，冷冻胚胎的处置更是纠纷高发环节。一些夫妻在冷冻胚胎后感情破裂，对怎么处理胚胎存在争议，因单方废弃胚胎或单方使用胚胎生育子女引发的纠纷也屡见不鲜，“婚外胚胎”更是展示了一种以往很少被讨论的纠纷场景。
这些纠纷指向的是“慢一拍”的辅助生殖法律制度体系。
目前，中国法律尚未对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进行定性，也没有任何法律对胚胎处置出现分歧时该如何处理作出规定。王岳介绍，现阶段的司法主流观点是“折中说”，即把胚胎视作“特殊伦理物”。在国内首例冷冻胚胎权属案——江苏宜兴冷冻胚胎案中，法院将冷冻胚胎表述为“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具有孕育成生命的潜质，比非生命体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
“在上述案件之后，全国裁判基本统一采纳该观点。”王岳指出，胚胎不算民事主体，也不能买卖流通，胚胎的处置权原则上归属于精卵提供者，权利行使必须受公序良俗、婚姻秩序约束。
“但现有裁判单纯依托基因确定处置权，确实存在漏洞。”王岳提到，男方动用婚内财产在外培育胚胎，原配没有基因就无权处置胚胎，现有规章缺少对婚内恶意培育胚胎的约束条款。
此次事件也正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起草窗口期，有可能成为倒逼相关条例补齐婚外胚胎处置漏洞的一个现实契机。
2023年，国家卫健委在对一政协提案的答复中称，已经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王岳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条例》目前正在内部研讨征求意见阶段，有讨论婚姻准入审查、虚假证件惩戒、婚外胚胎监管等内容，但考虑到统筹人口政策、非婚生育、传统婚姻伦理多方因素，《条例》还未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在《条例》落地之前，各地卫健委主要依靠行业专项督查，整治通过假证申请辅助生殖的乱象。”
“未来完善相关机制，还是要通过修改法律，甚至是专门性立法，来明确冷冻胚胎的属性，并系统规定它的所有权、处置权等，促进裁判尺度和标准统一。”周烈婷认为，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王岳也表示：“司法调整裁判尺度难度低，出台指导案例也很快能落地，但修订行政法规周期偏长，修改民法典对胚胎定性的难度极大。”
“首先，个体生育权与配偶婚姻忠诚权两项权利本身存在法益冲突，不能直接剥夺自然人的生育权。其次，法学、医学伦理学界观点分歧较大。”王岳表示，即便胚胎取得手段违法，后续降生的非婚生子女依旧受到法律保护，立法顾虑孩童权益。
他还指出，多年来法院形成基因确权固有裁判习惯，调整裁判思路需要顶层文件引导。卫健行政监管和民事司法管辖边界分开，行政条例也不便直接界定民事胚胎权属。
王岳呼吁，要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立法纳入《母婴保健法》的修订中，在该法中设定专门的章节。“仅停留在国家卫健委的部门规章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可能解决不了对于辅助生殖产生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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